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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詩能讓我進入詩人的精神世界,為什么西方詩讓我完全沒感覺?

2020-05-16  梧桐樹邊羽

詩歌本身就有一定的理解難度

詩是韻文,是高端的、凝練的、有節奏感的情感抒發文字。換言之,詩是有更高條件約束的文章,即使在同一個文化系統中,詩歌也是所有文體中最難于被理解,甚至需要“翻譯”(賞析)的文體。正因為表達的曲折,意境的悠遠,詩歌才能成為文學皇冠上的明珠,雖然遺世獨立,卻睥群雄。

很多人讀不懂詩,但是卻無法也不敢輕視詩歌——這是文化地位尊崇的體現,所以不論從古到今多少荒唐的事情出現在詩壇,也不會影響到詩歌在人類心目中的地位。

作為文章,表達是第一目的。曲折回環的修辭手法是為了讓讀者在達到了解作者思考之時或恍然大悟,或如癡如醉。也就是說,詩歌是用精煉的語言將情感襯托玩到極致,構思和意境極其重要。如果只注重修辭,而沒有內容和意境,就會成為形而上的空洞文辭,歷史上的齊梁體、晚唐體都是樣本。

所以,詩歌的正確走向都是在修辭和內容之間達到高度的平衡。既要寫得美,又不能讓讀者被繞暈——而后一點尤其重要。為什么我們喜歡盛唐詩歌?因為他們那個時代既繼承了宮體詩的美,又合了盛唐昂揚向上的意象,學習漢魏風尚,以內容為肱骨。同時,白居易為代表的詩人們認識到唯有傳播出來才是好文學,寫詩要讓不識字的人都能聽懂,盛唐、中唐在形式和內容,高境界和廣流傳之中的度是把握得極好的,才創造了詩歌史上的頂峰。

我們母語的詩歌,必然是讓我們聽懂,并走入詩人的精神世界的——這是詩歌、是文學最基本的功用。從本質而言,世界上所有的文章都是議論文,只是修辭手法不同罷了。議論文就是擺論據,論證觀點,說服讀者。小說是這樣、散文是這樣、詩歌也是這樣,它們只是通過不同的手段,說服讀者,產生同理心。讓讀者產生通感,從而被打動,是所有文字的最初始的作用,甚至我們日常語言交流的目的也是如此——尋找溝通,獲得認同。

只不過手段不同,理解的難度不同,修辭的手法不同而已。

有了本民族語言文化從小打底的基礎,再難的學術著作,再神秘曲折的小說,再綺麗神秘的詩歌,只要我們認真學習,不斷積累,去了解背后的知識,沒有讀不通的——因為構成這些作品的字我們從小就認識。

翻譯占有決定性因素

西方詩對于西方人也是一樣的。

所以,問題在哪兒?在于人,在于人生活的團體,在于人生活團體所在的地域。總的說起來,在于文化差別。

西方詩是在西方語言之上簡練、提成、表達西方人想法的韻文(這一點是相同的),為什么我們讀很多西方詩,感覺沒有節奏感、又沒有押韻?

那是翻譯太爛的緣故。

有朋友說泰戈爾的小詩就不押韻,沒節奏,可是地位崇高。

《飛鳥集》里的詩,實際上都是泰戈爾平時隨性而寫的幾句話,如同你在朋友圈寫那么幾句一樣。只不過泰戈爾用詩人的眼光和敏感,來觀察和欣賞自然,寫出優美的句子,常常透出哲思。 這些“小詩”,有點像西方人寫的“斷章”,并不符合西方詩的格律,而靠內容本身的優美和哲思取勝。

也就是說,從嚴格的,刻板的,守舊的觀點來看,《飛鳥集》就不是詩。

但是泰戈爾的作品,充滿趣味,引人深思。這種深思,是在強迫讀者去思考,而讀者沉浸在他優美的文字中,毫無察覺。他雖然形式上打破了詩的局限,但是在催人思索的哲思之路上,他走得比傳統詩人更遠。鄭振鐸選譯了《飛鳥集》,中國人馬上被這種小巧、美麗、妙思的形式所吸引,泰戈爾熱延續至今。冰心的《繁星集》就是模仿《飛鳥集》的形式。

中國的現代詩也正來源如此。只不過后來者相對缺乏這種哲學靈性。同時在風云激蕩的時代,現代詩又接過古典詩歌諷喻、批判社會的功能,加上熱血青年的激情,變得更加世故、接地氣,篇幅也越來越長,中國人浸透骨子里的詩歌特色“平仄、節奏、押韻”開始慢慢回歸,掀起了現代詩的發展高潮。

翻譯的好壞對我們理解詩歌的幫助,我們就看《飛鳥集》的翻譯就知道,鄭振鐸的翻譯帶領了中國現代詩的發展方向,而當代“大家”馮唐翻出來,沒幾天就下架了,因為那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有生于無,反制于無

人是一樣的人,精神殊途同歸,最終也會走到一起。所以古詩、現代詩、西方詩對世界的多樣性反射、對精神世界的多樣性幻想,其實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都是一樣的。這一點從宗教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雖然宗教是對文化異化得最明顯、最可怕的路子,但是我們去探究那些宗教所仰仗的思想創立者的學說,就會發現其實“天下大同”,他們都是在探求世界的本源,人類的生死。

而打破這種殊途同歸的同一性的,就是文化的多樣性,好比如相同思想觀點衍生出不同的流派來一樣,最終不同流派反目成仇,互相廝殺。釋迦摩尼提出“苦集滅道”的時候可曾想過他的后學者不能吃肉,不能娶妻?這些都是人為觀點的異化,變相的阻礙了人類對終極觀點“同歸于盡(本意)”的追求。

從老子的觀點來說,這是因為“道生一”,生出“德”來,反而阻隔了人類追尋“道”的腳步。語言文字的地域性發展是必然生成的,反過來阻礙了人類精神世界的大同。

所以,我們對西方詩沒有感覺,其實和西方人對我們的詩沒有感覺是一樣的。一個外國人,得有多深厚的中華文化知識才能讀懂“莊生曉夢迷蝴蝶”?我們很多人都不能正確理解,甚至沒有人能正確理解。那我們又何必奢望去理解西方詩歌背后的文化隱喻呢?

這不僅僅是翻譯的“信、達、雅”的問題,而是溝通方式,語言文字本身就有文化沉淀和模糊概念,無法精確的量化。

“信”是指譯文要準確無誤,就是要使譯文忠于原文,如實地、恰當地運用現代漢語把原文翻譯出來。“達”是指內譯文要通順暢達,就是要使譯文符合現代漢語的語法及用語習慣,字通句順,沒有語病。“雅”就是指譯文要優美自然,就是要使譯文生動、形象,完美地表達原文的寫作風格。

這三點的基礎都是現代漢語翻譯。

“信、達、雅”于詩歌的特殊難度

詩歌是文字之上的提煉,本身就對“達”互為矛盾。比如說我們的“詩家語”,倒裝或者缺失都是為了節奏感的存在,讓我們的詩歌形式更“雅”。也就是說詩歌(文言文之上)這種形式和文章、小說翻譯不同,你要“達”,就要犧牲一部分“雅”;你要“雅”,那你就得適應“詩家語”的特殊表達方式。

而一旦不“雅”了,又談什么詩歌美感?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沒有長期在東西方都生活過,并且對東西方文字、語言、文化都有深刻研究的人是無法勝任這個工作的。

把“蔣介石”翻譯成“常凱申”的翻譯者,又如何有能力將“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翻成和西方文字中具有韻感節奏感的詩?

這對如今的翻譯工作者來說是過分的要求。

并不是在西方就看不到這個景色,也并不是老外就沒有這種感受,而是表達方式會有所不同,如果能夠打通這兩者之間的表達方式,最簡單的就是都翻成白話文,翻成大家都了解的現代文字。“常凱申”應該就是這種方式的結果,翻譯者并沒有想過去進行考據訂正,當然他們可能也認為國外通用發音,不用顧及國內讀者。

而翻譯的目的,和語言文字的目的是一樣,是為了交流、溝通、說服。顯然這種翻譯除了讓人覺得好笑之外,達不到其他效果。

當然,有些時候還是能做到的。

說到詩歌翻譯,近來網上最流行的當是電影《暮光之城》里面一句臺詞的文言文做派: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

sun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

我愛這世上三樣東西,太陽,月亮和你。早晨的太陽,夜晚的月亮和永遠的你。

如果就這么直譯,就是挺齁的一句情話,更像莎士比亞戲劇的臺詞。或者這么說,是不押韻的西方詩。

但是經過我們神奇的網友,帶上文言文的外殼,瞬間氣質就高大上了起來:

浮世三千,吾愛有三。

日、月與卿。

日為朝,月為暮。

卿為朝朝暮暮。

這是一首古風,而且感覺就出來了。和前面白話翻譯比起來,就好像泰戈爾的小句子,有著馮唐和鄭振鐸的差距。

所以,當我們讀到這種翻譯得非常好,在語言上完全契合漢字水平,而又沒有丟失原意的作品的時候,我們能不能感受到西方詩的精神世界呢?

當然是可以的,世界本來相通,只是千瘡百孔。

而好的翻譯就是在這千瘡百孔的世界里修路搭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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